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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与早年身世

1.西汉武帝后期局势

汉武帝刘彻在位前期,凭借文景之治积累的雄厚国力,积极开拓疆土,使西汉王朝达到鼎盛。然而,长期的征战也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到了后期,西汉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连年征战是导致国家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汉武帝时期,汉朝与匈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战争,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拓展了疆土,但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维持战争的需要,政府不断增加赋税,导致百姓生活困苦。同时,战争还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使得社会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财政危机也是汉武帝后期面临的严峻问题。由于战争的消耗和政府的挥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改革币制、实行盐铁专卖、征收财产税等。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给百姓带来了更大的负担,加剧了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激化是汉武帝后期国家困境的又一表现。由于赋税沉重、生活困苦,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同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此外,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权力斗争和腐败现象,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统治能力。

在政治格局方面,汉武帝后期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外戚、权臣和宦官等势力相互制衡的局面。外戚势力在朝廷中逐渐崛起,如卫青、霍光等,他们掌握着重要的权力和资源。权臣则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功绩,在朝廷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桑弘羊等。宦官势力也开始介入政治,对朝廷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主要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激烈。外戚与权臣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经常发生冲突。宦官则利用皇帝的信任,在朝廷中挑拨离间,加剧了政治的不稳定。这些矛盾和斗争不仅影响了朝廷的决策和行政效率,也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内耗。

汉武帝后期,西汉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国家困境,连年征战、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相互交织,使得国家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这种局势也为汉昭帝时期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2.刘弗陵的出生与传奇

刘弗陵的出生充满了神秘色彩,这与他的母亲钩弋夫人的传奇经历密切相关。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武帝晚年巡游至河北河间时,听闻当地有位赵姓奇女子,自出生后便双拳紧握,即便到了十几岁,双手依然无法伸开。汉武帝好奇心顿起,派人将女子召来。当女子来到面前,汉武帝轻轻一掰她的手,竟轻松分开,手中还握着一只小玉钩。汉武帝大喜,觉得与女子有缘,又见她年轻貌美,便将其带回宫中,让她住进钩弋宫,此女也因此被称为“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入宫后深受汉武帝宠爱,很快便有了身孕。令人称奇的是,她怀胎长达十四个月,才为63岁高龄的汉武帝生下一子,即刘弗陵。在古代,人们认为这是祥瑞之兆,因为上古贤君尧帝也是母亲怀胎十四个月才降生的。汉武帝对此十分得意,特意将钩弋夫人产子的那道宫门更名为“尧母门”,并为这个孩子取名为刘弗陵,号称“钩弋子”。

“尧母门”事件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命名举动,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它向朝廷内外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即汉武帝对刘弗陵寄予了厚望,甚至有立他为继承人的意向。这一事件在朝廷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也为刘弗陵未来的皇位继承埋下了伏笔。

这些传奇事件对刘弗陵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怀胎十四月而生”和“尧母门”的传说无疑为他增添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使他在众多皇子中脱颖而出。周围的人对他也多了一份敬畏和期待,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促使他从小就意识到自己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从未来皇位继承的角度来看,这些事件为刘弗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汉武帝对他的特殊关注和偏爱,使得他在储位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诸多挑战和风险。其他皇子及其背后的势力可能会对他产生嫉妒和敌意,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但无论如何,刘弗陵的出生与传奇经历都成为了他人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西汉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储位竞争与脱颖而出

汉武帝一生共有六子,在选择继承人的过程中,各位皇子的情况和表现都对最终结果产生了影响。

最初,太子之位属于长子刘据。刘据性格仁厚,深得民心。然而,征和二年(前91年),着名的“巫蛊之祸”爆发。奸臣江充等人诬陷太子刘据行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刘据无法自证清白,被迫起兵反抗。最终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随之自尽。这场悲剧使得太子之位空缺,储位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皇次子齐怀王刘闳,十几岁便早早离世,无缘皇位竞争。

皇三子燕王刘旦,在太子刘据死后,认为自己年纪最长,太子之位理应归属自己。于是,他派使者上书汉武帝,自荐回长安保卫皇宫,希望被立为太子。但他的这种急切表现引起了汉武帝的反感,汉武帝大怒,杀其使者,并削其三县以示惩戒。刘旦为人过于自负且行事操之过急,缺乏沉稳和谋略,这使得他在汉武帝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皇四子广陵王刘胥,为人奢侈,喜好游乐,行为没有法度。他只贪图个人享乐,不关心国家大事,也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和志向,因此自然也不在汉武帝考虑的继承人范围之内。

皇五子刘髆,系李夫人所生,是李广利的外甥。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和丞相刘屈牦谋划立刘髆为太子,事发后李广利投降匈奴,刘屈牦被腰斩。后元元年(前88年)正月,刘髆去世。

而刘弗陵虽然年幼,但体格健壮、聪明伶俐,很像汉武帝少年之时,这让汉武帝对他特别宠爱,并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征和三、四年(前90年、前89年)间,汉武帝就有意传位于刘弗陵。为了暗示群臣,他命内廷画工绘制“周公辅成王”的图画,赐给奉车都尉霍光。同时,为了防止自己死后主少母壮,出现吕后之事重演的情况,汉武帝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赐死。

后元二年二月(前87年3月),汉武帝病重,将年仅八岁的刘弗陵立为皇太子。二月十三日,武帝诏近臣托孤,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接受遗诏辅政,加封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共同辅佐少主。二月十四日,汉武帝病逝,二月十五日,刘弗陵登基为帝,是为汉昭帝。刘弗陵凭借自身的特质以及汉武帝的精心安排,在激烈的储位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汉王朝的下一任皇帝。

二、登基与辅政格局

1.武帝遗诏与托孤

汉武帝刘彻一生雄才大略,在其晚年,面对国家的诸多困境和继承人的选择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安排。

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已病入膏肓。此时,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必须尽快确定皇位继承人并安排好辅政事宜。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立年仅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刘弗陵虽年幼,但体格健壮、聪明伶俐,颇似少年时期的汉武帝,这让汉武帝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有能力在未来治理好国家,扭转汉武帝后期国家面临的困境。

然而,汉武帝也考虑到了“主少母壮”可能带来的隐患。历史上,吕后专权的教训历历在目。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汉武帝狠下心来,赐死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这一举措虽然残忍,但从政治角度来看,是为了确保皇权的稳定,避免外戚势力在皇帝年幼时干预朝政,从而保证刘弗陵能够顺利亲政并掌控国家大权。

在确定了继承人之后,汉武帝还精心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分别是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和桑弘羊。霍光为人稳重,忠诚可靠,深得汉武帝信任。汉武帝曾命画工绘制“周公辅成王”的图画赐给霍光,暗示他要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霍光在汉武帝身边多年,熟悉朝廷政务,有能力处理复杂的政治局面。

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归降汉朝后,以忠诚和谨慎着称。他在汉武帝身边担任重要职务,对汉武帝忠心耿耿。汉武帝看重他的忠诚和能力,希望他能在辅政过程中起到制衡和监督的作用。

上官桀以勇力着称,曾多次得到汉武帝的提拔和重用。他与霍光关系密切,两人还是亲家。汉武帝认为他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经验,可以协助霍光共同治理国家。

桑弘羊则是一位杰出的理财家,在汉武帝时期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如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汉武帝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希望他能继续发挥专长,稳定国家的经济局势。

汉武帝临终前的这些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希望通过立刘弗陵为太子,为西汉王朝培养一位有能力的君主;通过赐死钩弋夫人,消除外戚专权的隐患;通过任命四位辅政大臣,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确保国家在刘弗陵年幼时能够平稳过渡,为西汉的中兴奠定基础。

2.初登皇位与权力架构

公元前87年,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在汉武帝驾崩后登上皇位,成为西汉王朝的第八位皇帝。由于皇帝年幼,朝政大权自然落入了汉武帝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手中,形成了独特的朝廷权力架构。

霍光在四位辅政大臣中处于核心地位。他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全面负责朝廷的军政事务。霍光为人沉稳、谨慎,且富有政治经验。汉武帝对他极为信任,将辅佐幼主的重任托付于他。霍光秉持着对汉室的忠诚,致力于稳定朝政,延续汉武帝后期的政策调整,试图缓解社会矛盾,恢复国家经济。他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和权力,在朝廷中逐渐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成为了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

金日磾作为车骑将军,主要负责宫廷的安全保卫工作。他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归降汉朝后一直以忠诚和谨慎着称。在辅政过程中,金日磾起到了平衡各方势力的作用。他虽然权力相对较小,但因其特殊的身份和汉武帝的信任,成为了霍光的重要支持者。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霍光集团的稳定性,也让其他势力不敢轻易挑战霍光的权威。

上官桀担任左将军,与霍光关系密切,两人还是亲家。上官桀以勇力着称,在军事方面有一定的才能。起初,他与霍光合作默契,共同处理朝政。他负责协助霍光处理军事事务,维护边疆的稳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官桀的权力欲望逐渐膨胀,他开始不满于霍光的专权,试图与霍光争夺权力。

桑弘羊则是御史大夫,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事务。他在汉武帝时期就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如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在辅政期间,桑弘羊继续坚持自己的经济主张,致力于维护国家的财政稳定。但他与霍光在经济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分歧,霍光主张适当减轻百姓的负担,而桑弘羊则更注重国家财政的积累。这种分歧逐渐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四位辅政大臣在刘弗陵初登皇位时,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的关系。霍光凭借其核心地位主导着朝政,但也需要其他三位大臣的支持和配合。金日磾的忠诚和平衡作用,使得霍光集团内部相对稳定。而上官桀和桑弘羊则在一定程度上对霍光形成了制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平衡逐渐被打破,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激烈,对朝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辅臣关系的演变

汉昭帝初登皇位时,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和桑弘羊四位辅政大臣为了稳定朝政,维持西汉统治,起初保持着合作关系。金日磾忠诚谨慎,起到平衡各方的作用;霍光与上官桀关系密切,共同处理军政事务;桑弘羊则专注于财政经济工作,四人分工协作,使国家在动荡后逐渐恢复稳定。

然而,这种合作关系未能长久维持。霍光在朝廷中的地位日益稳固,权力逐渐集中,引起了其他辅臣的不满。其中,霍光与上官桀之间的矛盾首先因立后之事激化。上官桀之子上官安的女儿,也就是霍光的外孙女,上官安想将其送入宫中为皇后。起初霍光以其年幼为由拒绝,但上官安通过盖长公主的关系,成功让女儿入宫并被立为皇后。此后,上官桀父子为报答盖长公主,想为其情夫丁外人求封侯爵,却遭到霍光坚决反对。这一事件成为两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上官桀父子开始怨恨霍光,转而与燕王刘旦勾结,企图扳倒霍光。

桑弘羊与霍光在政治主张上的分歧也逐渐凸显。桑弘羊在汉武帝时期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如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这些措施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因此,他主张继续坚持这些政策,以确保国家财政的稳定。而霍光则认为,长期的经济管制政策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他主张适当减轻百姓的负担,推行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的自然恢复。这种分歧在盐铁会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会议中,双方代表就盐铁专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虽然霍光并未直接参与辩论,但他支持贤良文学之士的观点,对桑弘羊的经济政策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这使得桑弘羊对霍光的不满日益加深,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上官桀、桑弘羊与燕王刘旦联合起来,企图发动政变,废掉汉昭帝,另立燕王为帝。然而,他们的阴谋被霍光识破。霍光果断采取措施,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诛杀,燕王刘旦和盖长公主自杀。这场政治斗争以霍光的胜利而告终,也使得霍光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同时也为西汉后期的政治发展埋下了隐患。

三、治国举措与成就

1.经济改革与复苏

汉昭帝即位时,西汉社会面临着汉武帝后期遗留下来的诸多经济问题,如财政危机、百姓生活困苦、土地兼并严重等。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汉昭帝在霍光等辅政大臣的辅佐下,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使国家经济逐渐复苏,社会趋于稳定。

轻徭薄赋、减免租赋是汉昭帝时期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由于汉武帝时期长期征战,百姓承担了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生活十分艰难。汉昭帝即位后,多次下诏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例如,始元二年(前85年),下诏免除全国当年的田租;元凤四年(前77年),再次下诏减免三年的口赋。这些措施直接减轻了百姓的经济负担,使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强了百姓对朝廷的信任和支持。

抑制土地兼并也是汉昭帝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汉武帝后期,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这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为了抑制土地兼并,汉昭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限制贵族、官僚和富商大贾的土地占有量,加强对土地买卖的监管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的势头,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使更多的农民能够稳定地从事农业生产。

召开盐铁会议并部分废除盐铁专卖是汉昭帝时期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汉武帝时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行了盐铁专卖制度。这一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财政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盐铁价格过高、质量下降等,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始元六年(前81年),汉昭帝召开了着名的盐铁会议,召集贤良文学之士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就盐铁专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会议上,贤良文学之士主张废除盐铁专卖制度,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而桑弘羊则坚持认为盐铁专卖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不能轻易废除。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汉昭帝采纳了贤良文学之士的部分建议,部分废除了盐铁专卖制度,允许民间在一定范围内经营盐铁业。这一举措不仅增加了市场的竞争,降低了盐铁价格,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汉昭帝时期的这些经济改革措施,对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轻徭薄赋、减免租赋,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抑制土地兼并,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稳定了农村社会;部分废除盐铁专卖制度,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这些措施相互配合,使西汉社会的经济逐渐走出了汉武帝后期的困境,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政治稳定与危机化解

汉昭帝在位期间,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激烈,燕王刘旦、上官桀、桑弘羊等人的谋反事件更是对政局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然而,汉昭帝凭借其聪慧善断和果敢决策,成功化解了这些危机,维护了政治稳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霍光权力日益集中,引起了上官桀和桑弘羊的不满。他们与心怀不满的燕王刘旦勾结在一起,企图发动政变,废掉汉昭帝,另立燕王为帝。

元凤元年(前80年),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燕王刘旦上书弹劾霍光,称霍光在检阅御林军时僭越使用皇帝礼仪,又擅自增调幕府校尉,有谋反之心。他们企图利用汉昭帝对霍光的猜疑,将霍光扳倒。然而,年仅十四岁的汉昭帝却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政治判断力。他仔细阅读了燕王的上书后,并未立即表态,而是陷入了沉思。当霍光得知此事,惶恐不安,第二天上朝时便在偏殿等候发落。汉昭帝却主动询问霍光为何不来上朝,霍光解释后,汉昭帝当众宣布:“将军检阅御林军是在长安附近,增调校尉之事也不过才几天,燕王远在北方,如何能这么快得知?况且将军若要谋反,也无需增调校尉。”这番话让满朝文武大为震惊,也让霍光深感欣慰。汉昭帝的这一决策,不仅识破了燕王等人的阴谋,还坚定地维护了霍光的地位,稳定了朝廷的局势。

上官桀等人并未因这次失败而放弃。他们又密谋让盖长公主宴请霍光,在宴会上将其杀害,然后废掉汉昭帝,迎立燕王刘旦。然而,他们的阴谋被稻田使者燕仓察觉并告发。汉昭帝得知后,迅速与霍光商议对策。他们决定先发制人,果断采取行动。霍光指挥禁军迅速出击,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一网打尽,全部诛杀。燕王刘旦和盖长公主自知罪孽深重,畏罪自杀。

在这场危机中,汉昭帝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被燕王等人的诬告所迷惑。他对霍光的信任和支持,使得霍光能够放手处理谋反事件,避免了朝廷内部的进一步混乱。同时,他果断采取行动,迅速平息了叛乱,维护了皇权的尊严和国家的稳定。

这些谋反事件虽然给西汉政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也促使汉昭帝和霍光更加重视朝廷内部的权力制衡和政治稳定。通过这次事件,霍光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加强了对朝廷的控制。而汉昭帝也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逐渐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君主。此后,西汉政局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边疆治理与外交关系

汉昭帝时期,边疆局势复杂多变,匈奴、乌桓、西南夷等边疆势力对西汉的边疆安全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汉昭帝在霍光等辅政大臣的辅佐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军事行动,维护了边疆的安定,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在匈奴方面,汉昭帝继承了汉武帝时期的强硬政策,继续与匈奴进行斗争。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右贤王、犁污王率4000骑兵分三路入侵日勒、屋兰、番和等地。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迎击,大破匈奴,犁污王被射杀,匈奴兵死伤惨重。这次胜利不仅打击了匈奴的嚣张气焰,也增强了西汉在边疆地区的军事威慑力。

与此同时,汉昭帝也积极寻求与匈奴关系的缓和。元凤四年(前77年),匈奴壶衍鞮单于即位后,因国内局势不稳,有意与西汉和亲。汉昭帝抓住这一机会,通过外交途径与匈奴进行沟通和谈判。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最终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了缓解。这种缓和的关系为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对于乌桓,汉昭帝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乌桓在汉武帝时期曾被匈奴征服,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对西汉边疆地区进行骚扰。元凤三年(前78年),乌桓贵族再次发动叛乱,入侵西汉边境。汉昭帝派遣度辽将军范明友率领骑兵2万余人出击乌桓。汉军在范明友的指挥下,迅速出击,大破乌桓,斩杀乌桓三王,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军事行动不仅打击了乌桓的势力,也向其他边疆势力展示了西汉的军事实力。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汉昭帝也注重对乌桓的安抚和拉拢。他通过赏赐、封官等方式,与乌桓的一些部落首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他们逐渐归附西汉。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有效地稳定了乌桓地区的局势,减少了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在西南夷地区,汉昭帝继续推行汉武帝时期的开拓政策。他派遣使者前往西南夷地区,加强与当地部落的联系和交流。同时,他还在西南夷地区设立了一些郡县,加强了对该地区的行政管理。这些举措促进了西南夷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该地区的发展和进步。

汉昭帝时期的边疆治理和外交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通过军事打击和外交谈判,西汉成功地击败了匈奴和乌桓贵族的进扰,缓和了与匈奴的关系,稳定了边疆局势。同时,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和管理,也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和民族融合。这些举措不仅维护了国家的边疆安全,也为西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昭宣中兴”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个人特质与成长

1.聪慧善断的少年君主

汉昭帝刘弗陵虽年少登基,但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聪明才智和政治判断力,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凭借自身能力稳定了朝政,彰显出治国能力和领导潜质。

元凤元年(前80年),燕王刘旦与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勾结,企图扳倒霍光,进而篡夺皇位。他们精心策划,让燕王刘旦上书弹劾霍光,称霍光在检阅御林军时僭越使用皇帝礼仪,又擅自增调幕府校尉,有谋反之心。这封书信言辞恳切,看似有理有据,若换作一般的君主,很可能会被蒙蔽。然而,年仅十四岁的汉昭帝却没有被表象所迷惑。

他仔细阅读书信后,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破绽。他深知霍光的为人和忠诚,而且从时间和距离上判断,燕王远在北方,不可能这么快得知霍光增调校尉之事。于是,当霍光惶恐不安,第二天上朝在偏殿等候发落时,汉昭帝主动询问霍光为何不来上朝。霍光解释后,汉昭帝当众宣布:“将军检阅御林军是在长安附近,增调校尉之事也不过才几天,燕王远在北方,如何能这么快得知?况且将军若要谋反,也无需增调校尉。”这番话逻辑清晰,分析透彻,让满朝文武大为震惊,也让霍光深感欣慰。汉昭帝的这一决策,不仅识破了燕王等人的阴谋,还坚定地维护了霍光的地位,稳定了朝廷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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