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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登基后,即刻颁布诏书:“昔日,我朝三位先帝神武圣德,顺应天命,接受皇位。然而,齐王即位后,肆意妄为,违背法度,德行尽失。皇太后深明社稷的重要性,采纳了诸位辅政大臣的建议,废黜了齐王,将皇位授予我。我以渺小之身,居于王公之上,日夜惶恐,生怕无法继承祖宗的训诫,复兴国家的大业。如今,各位公卿大臣,皆是我朝的股肱之臣;四方的将军都督,为国家效力。希望能凭借先祖先父时期那些有德之臣的辅佐,让我得以守护皇家,治理天下。朕虽德行不足,对治国大道的理解还不够深刻,但也希望与天下人一同走上清明的治国之路。《尚书》中说:‘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就是最大的恩惠,百姓自然会铭记于心。’”随后,曹髦宣布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了以身作则,他还下令减少自己的车马服饰、后宫用度,裁撤尚方御府那些追求奢靡华丽却并无实际用处的工艺制作。
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冬,十月壬辰,洛阳城的寒风中透着几分肃杀之气。新登基的高贵乡公曹髦,端坐在朝堂之上,眼神中透着坚定与忧虑。他深知,历经朝堂动荡,魏国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于是,他果断下令,派遣侍中持节前往四方,巡察各地风俗民情,慰问将士百姓,仔细查访那些含冤受屈以及失职的人。这一举措,犹如一阵春风,吹向魏国的每一个角落,让百姓们感受到了新帝的关怀。
癸巳日,为了彰显对大将军司马师的倚重,曹髦赐予他黄钺,特许他入朝时不必小步快走,奏事时无需自称姓名,还可以佩剑穿鞋上殿。这份殊荣,在当时可谓是极高的礼遇,朝堂上下都明白,司马师在魏国的地位愈发举足轻重。
戊戌日,邺城的一口井中惊现黄龙。这一奇异的景象,瞬间在魏国上下引发了无数的猜测与议论。有人认为这是祥瑞之兆,预示着魏国将迎来新的繁荣;也有人暗自揣测,这背后是否隐藏着其他深意。而在甲辰日,曹髦下令让有关部门评定废立皇帝以及安定社稷的功劳,根据众人的功绩,分别给予封爵、增加食邑、晋升官位、赏赐财物等不同的奖励。朝堂之上,因这一系列的事务而忙碌起来,众人的心思也都放在了各自的前程与魏国的未来上。
然而,平静的表象下,危机却在悄然酝酿。正元二年春,正月乙丑,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突然起兵反叛。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魏国朝堂。曹髦得知后,龙颜大怒,而大将军司马师更是立刻请命出征。戊寅日,司马师亲率大军,踏上了平叛之路。
就在司马师出征不久,癸未日,车骑将军郭淮因病去世。郭淮多年来为魏国镇守边疆,屡立战功,他的离世,让魏国的军事力量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此时,平叛的战事正紧,众人也无暇过多悲伤。
闰月己亥,在乐嘉战场上,司马师的大军与文钦的叛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司马师指挥若定,魏军士气高昂,最终成功击败文钦。文钦见大势已去,仓皇逃窜,一路奔往吴国。甲辰日,安风津都尉奋力斩杀了毋丘俭,并将其首级送往京都洛阳。一时间,洛阳城人心大振,百姓们纷纷传颂着平叛的喜讯。不过,对于这场平叛之战,也有一些不同的记载。《世语》中提到,大将军奉天子之命征讨毋丘俭,到了项地,毋丘俭被击败后,天子先行回朝。但臣松之查阅各种书籍后发现,并没有这样的记载。直到诸葛诞反叛时,司马昭才带着太后和皇帝一同出征。从朝廷发布的诏书引用汉高祖、汉光武帝以及明帝亲征的事例来看,明帝之后才有皇帝亲征的情况。张璠、虞溥、郭颁都是晋朝的令史,张璠、郭颁后来做了地方官,虞溥曾任鄱阳内史。张璠撰写的《后汉纪》,虽然似乎没有完成,但文辞优美;虞溥所着的《江表传》,条理也较为清晰。只有郭颁撰写的《魏晋世语》,内容粗劣,毫无文采,最为低俗。不过因为书中记载了一些奇闻异事,所以在当时也颇为流行。干宝、孙盛等人撰写《晋书》时,还常常引用其中的内容,然而其中像这样虚假错误的记载,却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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