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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董昭向曹操提出了一个建议:“应该恢复古代的五等爵位制度。”曹操回答说:“建立五等爵位制度的是圣人,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我哪有这个能力呢?”董昭说:“自古以来,臣子辅佐国家,没有人能像您这样建立如此伟大的功绩。有了这样的功绩,却还长期屈居人臣的地位,这是很难长久的。现在您虽然不愿意居功自傲,但您的品德和功绩已经超过了伊尹和周公旦,这是最高的德行了。不过,太甲和成王那样的明君未必能遇到,现在的百姓比殷商和西周时期更难以教化。您处于大臣的地位,却让人对您产生怀疑,这确实需要您慎重考虑。您虽然拥有崇高的威望和德行,但如果不为国家奠定稳固的基础,为子孙后代考虑,还是不够的。奠定基础的关键在于土地和人才,您应该逐步建立自己的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您的忠诚和节操已经显露无遗,天子对您的信任也显而易见。耿弇曾劝说光武帝不要轻易放弃权力,朱英也曾警告袁绍不要轻信他人。这些话您应该听进去。我受到您的厚恩,不敢不直言相告。”
后来,曹操接受了魏公、魏王的称号,这些都是董昭最早提出的建议。《献帝春秋》中提到,董昭曾和列侯、诸将商议,认为曹操应该被封为国公,享受九锡之礼,以表彰他的特殊功勋。董昭在给荀彧的信中写道:“当年周公旦和姜子牙在周朝鼎盛时期,依靠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基业,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他们的功绩如此显赫,仍然被封为上等爵位,拥有自己的封地。后来的田单,率领强大的齐国军队,为弱小的燕国报仇,收复了七十座城池,迎回了齐襄王。襄王对田单的赏赐也非常丰厚,让他在东边有掖邑的封地,在西边有菑上的产业。前人对功臣的赏赐如此丰厚。如今曹操在天下大乱之际,亲自披挂上阵,四处征战,栉风沐雨,将近三十年,消灭了众多敌人,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得以延续,刘氏的祭祀得以保存。和前面提到的几位功臣相比,曹操的功绩如同泰山和小土丘,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仅仅封他为列侯,这怎么能满足天下的期望呢?”
后来,曹操接受了魏公、魏王的称号,这都是董昭最早提出的建议。
关羽在樊城围攻曹仁时,孙权派使者来向曹操表示:“我准备派兵向西进攻,打算夺取关羽的江陵和公安。这两座城池非常重要,如果关羽失去这两座城池,他一定会撤军回援,樊城的包围自然就会解除。希望您保密,不要让关羽知道。”曹操询问群臣的意见,大家都说应该保密。但董昭说:“军事行动讲究灵活应变,关键是要符合实际情况。表面上应该保密,但实际上应该故意泄露消息。如果关羽听说孙权要进攻,他一定会回军自保,樊城的包围就会迅速解除,我们就能从中获益。这样可以让关羽和孙权两军相互牵制,我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如果保密,让孙权得逞,那就不是上策了。而且,樊城中的将士们不知道援军即将到来,可能会因为粮草不足而惊慌失措,甚至可能出现变故。故意泄露消息对他们也有好处。再说,关羽为人刚愎自用,他肯定认为江陵和公安守得很牢固,不会轻易撤退。”曹操说:“你说得对。”于是命令救援的将领徐晃把孙权的信射进樊城和关羽的营地。樊城中的将士们得知消息后,士气大增。关羽果然犹豫不决。孙权的军队到达后,占领了江陵和公安,关羽最终失败。
曹丕(文帝)即位后,任命董昭为将作大匠。曹丕称帝后,董昭被升任为大鸿胪,进封为右乡侯。两年后,曹丕把董昭的封地分出一百户,封给董昭的弟弟董访为关内侯,董昭则被调任为侍中。三年后,征东大将军曹休在洞浦口准备渡江进攻东吴,他上表说:“我愿意率领精锐部队渡过长江,直接进攻东吴。我打算从敌人那里夺取物资,这样一定能取得胜利。如果我失败了,也不用再挂念我。”曹丕担心曹休贸然渡江,于是派人骑马送去诏书,命令他停止行动。当时董昭在曹丕身边,他对曹丕说:“我看到陛下脸上有忧虑的神色,是不是因为担心曹休渡江呢?现在渡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曹休有这个想法,他也不可能单独行动,肯定需要其他将领的支持。臧霸等人已经非常富有和尊贵,他们没有其他奢望,只希望安享晚年,保住自己的地位,怎么可能冒险去送死呢?如果臧霸等人不肯配合,曹休自己也会打消这个念头。我担心陛下即使下诏禁止他渡江,他可能也会犹豫不决,不会立刻服从命令。”没过多久,突然刮起大风,把东吴的战船都吹到了曹休的营地附近。曹休的部队趁机发动攻击,斩杀和俘虏了大量敌人,东吴的军队溃败。曹丕下令各军迅速渡江,但曹休的部队还没来得及行动,东吴的救兵就赶到了。
皇帝驾临宛城时,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人正在进攻江陵,但还没有攻下。当时江水很浅,夏侯尚打算乘船带领步兵和骑兵进入江中的洲渚上安营扎寨,并搭建浮桥以便南北往来。许多人认为这样一定能攻下江陵。但董昭上疏说:“武皇帝(曹操)智勇双全,但在用兵时仍然敬畏敌人,不敢像这样轻率行事。一般来说,用兵的原则是宁进勿退。在平地上作战尚且艰难,更何况深入敌境后,撤退的路线必须畅通,否则进退两难。现在夏侯尚的军队深入洲渚,这是非常危险的;依靠浮桥渡江,更是兵家大忌;而且只有一条路线可供行动,这实在太狭窄了。这三点都是兵家最忌讳的,但夏侯尚却都做了。敌人不断攻击浮桥,万一出现失误,洲渚中的精锐部队就会陷入绝境,甚至可能被吴军俘虏。我对此深感忧虑,甚至寝食难安。然而,其他人却对此毫不担心,这难道不令人困惑吗?更何况江水即将进入汛期,一旦水位暴涨,我们该如何防御?即使不能攻破敌军,也应该先确保自己的安全。为什么要冒险而不感到害怕呢?事情已经非常危险了,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我的建议!”皇帝听了董昭的话后恍然大悟,立刻下诏命令夏侯尚等人迅速撤退。敌人从两头同时进攻,而我军只有一条路可以撤退,形势非常危急。幸好将军石建和高迁带领部队勉强脱险。军队撤出后不到十天,江水果然暴涨。皇帝感慨地说:“你的分析真是太准确了!即使是张良和陈平这样的谋士,也比不上你啊!”五年后,董昭被封为成都乡侯,担任太常。同年,他又被调任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后来,他跟随皇帝东征,七年返回后,被任命为太仆。明帝曹睿即位后,董昭的爵位被提升为乐平侯,食邑一千户,改任卫尉。他还分出一百户食邑,封给他的一个儿子为关内侯。太和四年,董昭暂代司徒职务,六年正式被任命为司徒。
董昭上疏皇帝,指出当时社会风气的弊端,说:“凡是一个统治天下的君主,无不崇尚朴实、忠厚、诚信的人,而痛恨那些虚伪不实的人。因为虚伪的人会破坏社会的道德教育,扰乱国家的治理,败坏风俗,损害社会的文明。最近,魏讽在建安末年被处死,曹伟在黄初初年被斩首。我看到陛下前后多次下诏,痛恨虚伪的风气,想要打击邪恶的朋党,对此深感痛心,但执法的官员们都畏惧这些人的权势,没有人敢于揭发和纠正,结果社会风气越来越坏,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强。我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不再以学习知识为根本,而是以结交朋友为职业;有才能的人不再以孝顺父母、清廉自守为首要,而是以追求名利为先。他们结党营私,互相吹捧,把诽谤当作惩罚,把党同伐异当作奖赏。对附和自己的人,就大加赞赏;对不附和自己的人,就故意找茬。甚至有人互相说:‘现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只要善于交际,人脉广一些,还怕不能过上好日子吗?又何必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呢?只要用甜言蜜语去讨好别人就行了。’我还听说有人让自己的奴仆或门客冒充在职官员的家属,随意出入禁地,传递书信,打探消息。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也是刑罚所不能宽恕的。即使像魏讽、曹伟那样的罪行,也比不上这些人。”皇帝于是下诏严厉斥责,免去了诸葛诞、邓飏等人的官职。
董昭在八十一岁时去世,被追封谥号为“定侯”。他的儿子董胄继承了他的爵位。董胄后来担任过郡守和九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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