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最优秀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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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一位分管副组长说了一句话,彻底改变了后续走势:
“这制度有点东西。”
“不是城市设定的‘规矩’,是田野长出来的‘律法’。”
“建议成立专项督导组,试点‘蜂窝机制观察计划’。”
……
消息传到陈家村,是十天之后。
林璐璐接到通知电话的那一刻,整个人愣住了。
“鹏飞哥,省委那边要派调研小组,下个月分批次入村,还要带中央信息中心的人,做一次蜂窝全节点的‘制度流动性现场测评’。”
“你听懂没有?”
“咱们——要进中央制度评估名单了!”
陈鹏飞没什么表情,只问:“这次来,还要改名吗?”
林璐璐摇头:“不要了。连‘蜂窝’两个字,都要保留。”
“他们说——这是全国目前唯一一个‘已形成内部纠错机制、外部支援路径、复盘归档流程’的去中心村级制度网络。”
“原话是:‘能跑、能错、能活、还能教别人错的制度,值得国家支持一次。’”
陈鹏飞点了点头,没说话,只转身走回祠堂,把墙上的一句旧标语撕下,换上新的一张:
“制度,不是等来的。”
“制度,是被干出来的。”
这句标语,拍照上传后,被蜂窝平台的村务员们一夜之间刷成了新首页口号。
蜂窝网络,也进入了新的运行模式——
“内守秩序,外放火种。”
陈鹏飞布置了三件事:
第一:所有节点村每周必须召开一次“制度错误复盘会”,每次记录三条最小错误、两条修复建议、一条失败流程图。
第二:建立“制度野史档案库”,将那些失败过、争议大的、被民意推翻的制度——全数保存、去标签、开放阅读。
第三:启动“百村讲习逆推计划”——从蜂窝外的非成员村中选100个做“陪走试点”,每个节点村认领一个,以“结对子”的方式推动制度扩散。
这项计划,后来被媒体命名为:
“制度反哺工程”
但蜂窝自己内部管它叫:
“火种再起。”
……
七月初,第一批陪走村开始报到。
第一批是来自豫西、川北、鲁南、皖北的4个非成员村,条件极差,甚至有的村连统一的议事制度都没建立过。
但他们来了。
不是因为蜂窝发了邀请,而是因为——他们听说:
“你们那里,让我们自己写制度。”
“不是教,不是派,不是管。”
“是坐下来,一张纸,一根笔,写我们自己的。”
陈鹏飞迎接他们的方式也简单。
没有领导讲话,没有横幅标语,只有一句话:
“地在这儿,桌也在这儿。”
“你们怎么想,就怎么写。”
“写错了,我们一起改。”
“但——别等人来批,别问是不是规矩。”
“规矩,从今天起,就从你手上长出来。”
陪走计划刚启动,第一批试点村就出了事。
鲁南的青沟村,是个典型的“政策吃惯了”的村子。早年搞过精准扶贫,村民习惯了上面发文件,干部带头干,村里配合签字走流程。谁说话最大?当然是村支书。谁决定干不干?当然还是村支书。
可这次来了蜂窝制度讲习员张玉英,对方第一句话就让人炸了锅:
“今天这会儿,谁家人最多,就谁先提方案。”
村支书老吕拍案:“不行,我是村支书,我来说!”
张玉英笑:“你可以说,但今天咱们走‘议事人制’,不是‘干部制’。你也得排队。”
老吕脸都青了:“我干了三十年村务,现在让我和那些懒人排队?那我干个屁啊!”
村民们一听这话,也不买账了。
“你干三十年,我们也没见村里账单贴几张!”
“凭什么你家每次都能分到头?”
“这次制度是咱们自己写的,凭啥你先说?”
一时间,场面几乎要失控。
张玉英不慌不乱,从桌子底下拎出一块板,砰地放在中间。
“今天写制度,第一条——每家一票,不论你是谁。”
“你要不愿意写,就在这板上写一句话:‘我不信制度,我只信人。’签上名。”
“我给你框子画好,字也预留了。”
她说完,把笔一丢,转身就走。
老吕涨红着脸站了五分钟,最后咬牙坐下了。
他没写“我不信制度”,而是自己提了第一条——
“共田分账按人力算,家庭老小平均记工。”
张玉英看着纸,点头:“好,你这条,我们接收。”
“可你不是支书,是第一位制度参与人。”
从那天起,“制度参与人”的称谓,开始在陪走村里流传开来。
不是干部,不是代表,不是“被选出来的”,而是“真写了、真提了、真签了”的人。
蜂窝平台为此新建“制度参与人名单库”,只要你在制度起草、审核、修订、试行四个环节中完成一次角色转变,就会被永久编号,成为“一级制度公民”。
这不是政治荣誉,也不是奖状,更不是津贴。
可就是因为这一点点认同感,越来越多原本冷眼旁观的村民主动加入制度讨论。
“我提议家有老人优先分早班地。”
“我提议账册贴在村东大槐树旁,大家都能看。”
“我提议不管谁当代表,每半年必须轮换一次。”
这些话,一次比一次真诚,一条比一条朴素,却一条条被写进了制度试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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