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这就是我写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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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三权分账制失败”；

有的是“代表协商制未形成稳定代表性”；

有的是“老人退出制度被遗忘”。

蜂窝平台接收后，没改，不评，也不删，只做一件事：

“制度公审回炉”。

由不同区域的三到五个制度节点村组成制度陪审团，交叉阅读失败文本，提出修复草案。

最后再回到原村，由群众票决是否采用。

这套机制，被社会学专家称为：

“中国村庄史上首次制度民主外溢与回流机制。”

也是蜂窝平台真正打破“只复制不反馈”的传统路径，第一次实现了制度的“全国级去中心重构”。

陈鹏飞那天看着系统后台，笑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知道，这场从田野长出来的制度火，已经点着了整块土地。

没人能再熄灭。

而他，也终于能说一句：

“我们走出的，不是标准。”

“我们走出的，是——方法。”

九月的陈家村，夜晚已有些凉意。

祠堂外的那棵老槐树下，挂着一张刚晒干的制度草案，纸边微卷，墨迹未干，写的是：

“共治联合机制建议书草稿”

这是蜂窝平台与来自全国各省的108个试点村共同起草的文件，意在通过平台工具与制度基础，将蜂窝制度从“网络自治”走向“全国协同”。

陈鹏飞坐在祠堂门口，一边喝着热水，一边听林璐璐讲新一批制度图谱演化分析：

“现在平均每条制度有4.6个版本，平均争议节点3个，群众参与度最高的达到87%，最常参与人群——不是干部，也不是青壮年，而是村里45岁以上的中年妇女。”

她笑着说：“你敢信？最热衷写制度的，是这些原本连账本都不愿翻的‘主妇’。”

“她们说——‘这回是咱说了算，那咱就说到底。’”

陈鹏飞笑了，感慨万分：“好。”

“咱这制度，终于不是为了‘管’，是为了‘过’。”

“制度，不是高高挂起的准绳，是让一个人能有个好日子的方法。”

……

与此同时，北京也传来正式批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蜂窝村治机制被列入‘基层制度创新观察网络核心试点’，其制度轨迹数据将纳入中央制度模型库，供后续区域性改革设计参考。”

“同时，蜂窝平台被授权作为‘村级制度实验样本网络联合协调点’，拥有非行政性质但具公共制度建议权。”

简而言之——蜂窝制度，成了“非官方但有建议权的制度实验中心”。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制度不再只能由上而下生成，也可以由下而上传播。

意味着农民写的制度，也能进国家档案库。

意味着一个村、一个祠堂、一块墙，也能成为制度生产地。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紧接着的第二项国家动作：

教育部宣布，部分农业高校、公共治理学院将开设“蜂窝制度案例教学课程”。

中央党校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也已引入“蜂窝制度演化图谱”作为教材样本。

这意味着，蜂窝制度，进入了讲台。

进入了课本。

进入了思想。

……

十月初，蜂窝平台第一次全国大会在陈家村召开。

不是政府会议，也不是专家论坛，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群众大会”。

没有主席台，没有红绸布，只有一张张木桌，围在晒谷场上。

来自不同村的制度参与人轮流发言，有人带来失败的水利轮岗制度，有人分享老人议会机制的新版本，有人提出如何用制度构建“共育网络”，让留守儿童能在村内获得持续支持。

每一个声音都不完美，但每一个声音都真实。

“我们不怕说错，就怕没人听。”

“制度是活的，那我们就敢活着写。”

陈鹏飞最后一个上台，他没有讲长篇理论，也没有感谢谁。

他只是说了四句话：

“我们不是专家，但我们也能议事。”

“我们不是干部，但我们也能定规。”

“我们不是上级，但我们也能做主。”

“我们不是样板，我们是路。”

全场安静。

然后掌声雷动。

……

这场大会之后，蜂窝平台迎来了第500个节点村。

平台工具已升级至V7.0，新增“跨村议会共议模块”、“制度失败自提申报系统”、“反哺村制度孵化模板”。

陈家村，卸下了常任平台协调职务，正式成为“制度归档节点”，专职接收全国失败制度数据，开放全网复盘。

有人说，这不过是一场热潮，过几年就会冷了。

可陈鹏飞知道，那些一条条贴在祠堂门口、晒谷场边、砖墙灰缝上的制度草案，不是印出来的，也不是喊出来的，是“蹚出来”的。

蹚着泥、淌着水、披着骂、挨着吵，一个人一个人议出来、提出来、写出来的。

这不是潮。

这是一条河。

一条从一个村、一路流到一百个村、五百个村、无数村的河。

河水不喊口号，河水只管往前走。

……

最后一夜，陈鹏飞坐在祠堂门前。

风吹来，翻动墙上的一页旧制度稿纸。

他抬头望天，低声自语：

“我们不做样板。”

“我们就做那根最早被举起的火柴。”

“只要有人还愿意点，就不会灭。”

而远处，灯光点点，蜂窝图谱的节点，正一颗颗地亮起来。

那不是系统。

那是人心。

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那句——

“这规矩，是我写的。”